建国初期，解放军的高层将领有57人获得了上将军衔，其中大多数曾担任过大军区级别的正职。然而，也有一些曾在战时表现出色的将领，虽然资历深厚，却未能获得应有的晋升，王建安就是其中之一。尽管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军政全才，既能搞政治思想工作，又能指挥作战，深受部下敬重，甚至被誉为“全才”。然而，建国后，他的晋升之路却十分坎坷。他的军衔比其他人晚了一年，而他的职位也一直停留在大军区的副职位置，始终未能成为正职。
1975年，王建安与一些“打倒过”的高层领导，如罗瑞卿、谭政、陈再道等，被任命为军委顾问。虽然这些人多是过渡性质的顾问，后来陆续被调到其他实权岗位，但王建安却始终未能回到实权部门，继续在顾问的岗位上待了多年。为何这样一个历史功勋深厚的将领，最后的命运竟如此不同呢？
展开剩余78%其实，王建安的经历与一次举报、一场顶撞以及一次不愿批判有关。他出身红四方面军，然而与许多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并未保持良好关系，原因可以追溯到一个抗战前夕的“拖枪逃跑未遂”事件。当时，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，原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某因曾有过失误被批判。最初，这只是个别问题，但随着局势的不断发酵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逐渐成为批判的对象，许世友、刘世模等人因不满而情绪激烈，甚至发生过许世友气得吐血、刘世模用枪自杀未遂的事件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许世友曾有过逃离延安的想法，计划与其他几位高层共同逃亡。当时他还动员了包括五个军级干部、六个师级干部、二十多个团级干部在内的30多人参与其中。虽然他们计划逃脱的初衷并非投敌，而是为了躲避日益加剧的内部压力，但其行动无疑是一场极具风险的“叛逃”。
然而，王建安却不认同这一计划，他认为擅自行动，甚至与自己人开枪反抗，都会使革命事业遭遇重创。于是，他在行动前夕找到了许世友，表示不参与。许世友大怒，认为王建安的行为泄露了计划，但王建安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，随后将此事报告给了抗大的党总支。这一报告最终让中央得知了这一事件，经过快速处理，参与的30多名干部未遭处决，而是被安排“学习”。但这件事无疑给王建安带来了不少麻烦，尤其是与这些老战友的关系变得紧张。
此外，王建安与上级的关系也一度较为紧张。1949年，他去了山东工作，在抗战结束后，尽管解放战争爆发，陈毅同志仍然在山东继续战斗，王建安却与陈毅产生了激烈的分歧。由于多次提出的军事建议没有被采纳，王建安甚至公开与陈毅发生过争执，拍桌子怒斥。虽然他的情绪有其原因，但毕竟属于犯上之举，消息传到中央后，领导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。
尽管这些冲突和分歧对王建安的影响不小，但还不是他最终未能获得更高职位的根本原因。关键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954年，当时原华东领导人饶有问题，王建安一直未按上级指示批评饶的行为。作为饶的亲密下属，王建安对饶的工作能力极为认可，因此在当时政治氛围的压力下，他未能站到主流立场。上级反复沟通未果，最终公开批判王建安，指责他“骄傲自满、拒绝自我批评、与军区党委领导对抗”。这件事不仅让王建安的军衔受到了质疑，也使得他在军事高层中的位置更加尴尬。
在1955年的授衔大会上，王建安虽然名列上将候选人之中，但由于一些人的建议，他的军衔曾一度被认为应降为中将。幸好，罗荣桓同志力挺王建安，认为他的资历不应因个人观点而被削减。因此，王建安的名字被划掉，但他依然得到公正的评估和处理。到1956年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获得了上将军衔。
尽管军衔得以补授，但王建安的职位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。其他上将多在总部或大军区担任重要岗位，而他却始终是大军区的副职。即使他曾在沈阳、济南、福州三大军区工作，也没有转正为正职。在六七十年代，许多中将、少将都已经成为大军区的正职，王建安仍旧是副司令员。直到1975年，他才转任中央军委顾问，虽然级别上升，但实际上却是退居二线。
纵使如此，王建安始终没有发出过一丝怨言，任劳任怨地做着自己的工作。叶剑英元帅曾感慨道：“王建安不计较职务高低，任劳任怨，做得实在不容易。”这一点，也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闪亮的品质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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